如歌的行板

马国华，现任奉贤区人大农业与农村工委副主任，农工党奉贤区委副主委，奉贤区人大常委和上海市统一战线建言献策特聘专家。 1978年考入上海农学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）育种专业，1983年2月参加工作，1998年12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。

采访中，马国华回忆了与农学院结缘的经历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，讲述了自己投身工作后的经历。

口述：马国华

采访：陆小凡、姚宣竹、李烨

时间：2018年5月4日

地点：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0-103会议室

记录：姚宣竹、李烨

结缘农学院

我是1978年参加的高考，那是全国统一考的第一年。77年冬天的那一场考试是各个省市自己出的卷子。我当时报考的是上海农学院，我们这一届，总共填五个志愿，只要你分数到了，全部进。因为老的农学院在三年自然灾害以后解散了，当时的农学院是1978年10月重新建立的，我们那一届相当于是它重建之后的第一批学生。最后上海农学院是以原来的老师为主，招了一部分老师，复旦农学院的一部分没有去沈阳的老师，也到上海农学院来了。

我是1961年出生的，当时参加高考时17岁。在恢复高考之前，我们初中和高中总共就四年的时间，小学五年半。所以在中学时也没有正正规规地上过课，是在高考前，学校组织了一些学习比较好的同学，分了一个文科班，一个理科班。我们学习了三个月，然后就参加高考了。我们这一届没有上山下乡了，高中毕业我的打算就是进工厂，或者是考个技校或中专，然后留在上海，有个稳定的工作。参加高考也没在自己原来的计划里面，后来恢复高考，就直接参加了，也是个机遇。

上了大学之后，我发现班里面有三分之一的老三届学生，我们应届生基本上也是三分之一。我们中年龄最小的是16周岁，年龄大差最大的有十几岁，甚至在我们那一届，爸爸和儿子在一个班级的都有。其他大学也有这样的现象，当时的老师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，还有的老师还比我们学生还年轻。

我在志愿中填的是遗传育种班，当时都是进的自己填的专业，比较开明。农学院的农业专业里面分了四个班，农学班、遗传育种班、蔬菜班，还有一个植保班。还有就是兽医班，养殖业班，农机班，我们那一届还有一个农业经济管理班。当时社会的观念认为跳出农门是很好的选择，我原本是城镇副科，倒过来学农，好多长辈都想不通。

我现在想起来，也觉得当时很荣幸选了农学院。现在农业的各个方面，基本上都是在农业农村这一块做。我当时的学习算不上最认真努力的，但对数理化，却很认真很用功地去弄懂。虽然我不是最认真的学生，但我毕业鉴定上还是写了“成绩优良”。很多老三届的同学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都已经做爸爸或者丈夫了，还是鼓着劲学习，多不容易。当时每周只放周日一天假，有的同学在星期天晚上就赶回来了，而且好多都是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。当时夜自修都是很自觉的，不是强制的。早上的自习课，更是人人都在读书。特别是考试前，寝室里面基本是没人的，都特别拼命，为了学好知识，以后能够应用到工作中去。

校园生活之趣

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是教植物生理的魏老师，她是当时院长的夫人，原来是复旦大学农学院的老师，到沈阳后再回来的。还有一个教有机化学的老师我印象最深，因为我曾经因脑膜炎，住院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后，他就一对一地给我补课。当时的这种学风，教师的师风，现在很难再感受到了。

因为当时是扩大招生的，很多硬件软件都没准备好，很多课程老师是缺的，很多课也是缺的，所以我们这一届是推迟一个月才开始上课。基础课，像数学啊，物理啊，包括英语，这些公共基础课都是跟着中央电视大学来学的。我们学农科的，不需要学那么深奥的基础功课，因为老师不够，跟着中央电视大学，学的高等数学反而比农科的高等数学要求高。

那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因为教室不够，我们就三个班级一起上课，甚至有时候是四个班级一起。当时没有这么大的教室，就弄了一个草屋，但就一个老师，要有扩音器。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扩音器是一个无线的喇叭，我们七宝刚好和虹桥机场很近，飞机飞过时，可能频率正好重复的，有时候扩音器就会出来空中管制在指挥飞机的那个声音，有时候我们上课也会收到。所以当时条件还是比较特殊的，在这种条件下，很多同学还是很认真的学习。

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，所以加入了一些社团。我之前是学校体操队的，所以到现在，我的身材还行。以前的体操有单双杠、跳马、自由体操，我们都有练习。学校就有这样的场地，又做食堂又做大礼堂。我因为喜欢，所以很早就起来训练，还有学校桥牌队，当时是上海市桥牌队的主力队员来给我们上课。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文工团。

体操对身体要求比较高，体育老师挑选的时候，对柔韧性和协调性是有要求的。桥牌要喜欢动脑筋的，记忆力好的。文工团就是负责学校里面的文艺演出。当年还排过话剧，都是我们自己写自己演。那时还有夏令营，三好学生和文工团一起，暑假去青岛，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经历。船上有全国劳模，我们就跟着学雷锋，做志愿者。因为没有舱位，我们都是通铺，在货仓里面，睡下的时候挺好的，但睡醒就乱七八糟了，不知道在哪里了。

农学院的伙食饭菜还行，我们自己种，有一个农场，每个星期都要劳动的。劳动成果我们还享受了，鸡蛋啊，西红柿啊，会分一点给我们，蛮有意思的。有时畜牧兽医专业搞动物实验，那头牛正好大家解剖，废物利用就进食堂了，大家就有牛肉吃了，也是改善一下。

扎根农业，发光发热

当时毕业之后都是分配工作。我先是到农业推广部门，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，然后工作了几年到城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。八年后又到奉贤的农业局，搞农业生产管理，农业行政管理，后来到生产科，搞整个奉贤县的农业生产管理。

后来1992年，我有了一个大的变化，实现了人生的新跨越。当时的建设局成立八大公司，筹建了奉贤县的园林绿化公司，让我过去当老总，我干了三年多一点

传统的观念认为从政才能体现能力价值，我后来又做过邬桥副镇长，就是在黄浦江上游，闵行和松江交界的地方。干了四年半，又回到农业，重回奉贤县的农委，工作到2016年，到人大做副主任，奉贤区的人大常委。因为我是个民主党派，奉贤的组织又从我开始筹备起来的，所以我是第一任的支部组委。那段时间还兼任奉贤区社会主义学院的副院长，实际是民主党派的党外党校。

我是1998年，还在当副镇长的时候加入的农工党。那也是种缘分，当时农工党上海市委有一个品牌——文艺八十下乡活动。我之前没看过这种节目，而且他们又是免费下乡服务，所以当时一知道这个消息，就把他们引到邬桥镇来演出。演出之后认识了他们，他们一看，你又是副镇长又是无党派的，还是奉贤县的政协常委，刚好农工党各个地方都要成立组织，就跟奉贤的统装部、县委统装部联系、沟通。这么一个机遇，我参加了农工组织。

我在大学里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，也是对我启发很大的，就是环境和谐的理念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选修了环境保护学。因为我们七宝校区前面有个自来水厂，当时的水已经被污染得一塌糊涂了。我们喝的水都是这个自来水厂的，实际已经污染了的水。

因为我在上学时就理解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，树立了命运共同体的观念，并把它运用到了工作中。当副镇长以后，我在奉贤搞了一个园林生态园区。在九十年代搞生态园林是很不容易的，老百姓要致富，又要有机生产，要不破坏水资源，这个矛盾怎么解决？发展园林，绿化产业，既能涵养黄埔江水源保护区，又能使老百姓致富。奉贤又正好在上海的南面，浙江湾的北面。南面是大海，上海的季风以东南风为主，吹过来的最干净的风，空气质量相对好些。当然现在也是，对环保很重视，所以奉贤的空气、水、生态环境等方面确实大有改善。

而且刚好我在政协，环境保护这一块，我能发声去提一些建议。我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环境保护一定要从娃娃抓起。从孩子抓起，实际是一个环境道德问题，从小就树立这种理念、这种道德的话，就能够真正做到治本。环境保护现在好多事情都不是治本的，真正治本是要治人，因为破坏环境的是人，治理环境的也是人。人的素质的提高，人的观念的形成，才是真正的治本。

现在农学院并入交大了，交大是一流名校，交大现在倡导的教育理念也是希望学生之后能成为行业的精英，治国的英才，往更高更远大的方向走。2005年，我在45岁的时候，又考回了交大农学院，攻读研究生。为什么？很简单的事情，因为民以食为天，我们这个行业永远是个朝阳行业。这是基础中的基础，缺了农业，国家是要崩溃的。搞农业还有什么好处？我认为搞这个行业的人，活得开心，心情好，少生病。一定不要只看眼前，这都是不稳定的，是阶段性的。从长远看，我们这个行业是最稳当的，又是幸福的行业，这是我肤浅的想法和体会。